师长被副师长掣肘，司令调动不了副司令，为何最终选择带领部队起义呢？
1947年冬，营口师部的临时作战会议开始前，墙上闹钟指向七点整，师长王家善却发现自己的名字不在座位牌里。参谋长小声嘀咕：“师座，您、您先站一会儿吧。”王家善没有作声，只用目光扫了一圈，副师长许颖正坐在主位，神情自若。那一刻，军中职位与权力的错位，像寒风一样刺骨。
东北战场向来是兵家噩梦。国民党军队表面编制严整，底下却是错综的派系缠斗：中央军、东北军、新编部队各拉山头。正牌师长常常只是装饰，真正能调兵遣将的，偏偏是另一个系统塞进来的“副手”。王家善从不缺军功，缺的是被信任的资格。守城时，他带人死守东炮台，硬是顶住了十七次炮击；总结战果的嘉奖名单，却写满了许颖的名字。
这种尴尬，并非始于内战。早在日本留学期间，王家善就尝到权力边缘的滋味。1924年，东北留学生在东京被特高课严密监视，他与同乡夜里讨论国事，白天却得装出醉醺醺的阔少模样。1935年回国后，他以陆军中校的身份，在沈阳悄悄组织过“真勇社”。成员不多，却干了几桩炸桥、破坏电台的硬仗。日本宪兵盯紧了他，“真勇社”被迫停摆，从那以后，谨慎成了他的本能。
抗战胜利，国共开战。辽河以南，营口成了要塞。9师表面由王家善统领，可调令、军饷、补给全部被许颖的办公室截流。一次深夜查哨，王家善发现亲兵岗哨被悄悄替换，他问：“谁让你们来的？”对方支吾半天，只回了一句：“许副座的命令。”他心里凉了一截——连身边人都未必可信。
更令他难堪的，是那场匆忙的“政治交接”。营口市长袁鸿图跟随52军撤往大连，市政一度群龙无首。上级电话要他兼任代理市长，他勉强答应。三个月后，袁鸿图突然返城，一纸成命就把公章要走。下属暗中窃语：“当官当到这份上，也真够呛。”王家善苦笑，一句“军人听命”堵在喉头说不出口。
走投无路时，他想到了几封搁置的信。收信人是东北“剿总”司令杜聿明，信里他说明师部实权旁落、城防松动。回信一共两行字：“当前战事紧急，各自坚守。”言下之意，忍着。局势却不给他再忍的机会。1948年初，解放军绕过锦州南下，营口成了孤城。辽河冰层开裂，补给线被切断，9师士兵一周只有两餐稀粥，许颖却照旧收受军需回扣。军心动摇，士兵私下讲：“跟着师座才有活路。”
就在这段时间，王家善多次与旧日同学、此时已是地下联络员的李殿禹相见。夜半炕头，李殿禹压低声音：“老王，再撑下去，兄弟们白送命。”王家善长叹：“我是师长，却像被铐在墙上的人。”一句话，点燃了心底积压多年的怒火。
筹划极其隐蔽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故意在公开场合称赞许颖：“副座调度有方，本师稳如泰山。”暗地里，却让忠于自己的三营暗换弹药，对空炮架好。1948年2月25日夜，信号弹升空。许颖听见爆响冲出指挥所，还没弄清情况，就被守门哨兵卸了枪。城头随即传来不同方向的枪声——那是解放军与早已串联好的起义部队在做交接。不到两个时辰，营口城防体系全部易手。
“三颗信号弹，一声不吭就改旗易帜，简直反了！”许颖被押送时愤怒吼叫。王家善冷静回答：“不是我反，是这座城需要活路。”一句对话，标记了他与旧体制彻底决裂的时刻。
之后的路，并不轻松。编入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，他带兵打进沈阳，又追到山海关。1950年，他随军跨过鸭绿江，朝鲜战场冰天雪地，他的团一昼夜翻越1092高地，切断敌后补给，被美军战史称作“突然出现的东方鬼影”。1955年全国大裁军，他选择脱下军装，回到家乡参与水利建设。当年徒手炸桥的胆气，被他用来开山凿渠，十几年间修起七条干渠，黑土地旱涝记忆渐远。
1979年1月23日，75岁的王家善在北京病逝。军中同僚旧照摆在床头，最显眼的是那张营口夜色下的黑白照片——远处天空留有三点微弱的白光，像极了他曾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信号弹升起，天再黑也有人看见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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